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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正渤教授《武成時期銅器銘文與語言研究》出版
在 2019/7/4 15:57:48 发布

叶正渤教授《武成时期铜器铭文与语言研究》出版


江苏师范大学叶正渤教授著《武成时期铜器铭文与语言研究》于20193月由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书影


目次

 

武成时期铜器铭文与语言研究,是指对西周武王、成王(含周公摄政)时期铸造的铜器铭文和语言文字进行研究,既包括对武成时期所铸铜器铭文的体例与考释,也包括对武成时期所出现的金文新字与新语词的研究。这是金文研究的两个方面,它是由金文本身的内容决定的。从研究方面来看,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唐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等著作,主要是对铜器铭文的考释和历史断代,其中也包括对铭文中金文单字的考释研究;而周法高的《金文诂林》及其补编,则完全是对单个金文字的考释与研究。以上所举资料足以证明金文研究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武成时期铜器铭文与语言研究也主要指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西周乃至整个周代青铜器铭文大约有三千多件,为何仅仅选取武成时期铜器铭文与语言进行研究?这是因为武王最终灭掉暴虐的商纣王、建立起西周王朝的统治,天下国家处于改朝换代、百废俱兴的开端。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铜器铭文中有记载。

成王,即位时尚未成年(朱骏声《尚书古注便读》考证说是十三岁),由其叔父周公旦摄政,此时正是处于巩固西周王朝政权的关键时刻。一方面,商的遗老们怀念故国旧君,心里不服西周王室的统治,武庚祿父作乱叛周,孤竹国国君之子伯夷、叔齐宁可饿死首阳山也不食周粟,就是有力的证明。另一方面,王室内部武王庶弟对周公摄政心怀不满,散布流言蜚语,造成人心不稳,对王朝的统治也极为不利。在这两种情况下,终于爆发了武庚祿父与三监之乱。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与三监(管叔、蔡叔、霍叔)作乱,周王朝面临严峻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周公以成王之命率师东征,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废霍叔为庶民,平定了三监之乱,使周王朝的统治得到巩固。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事件,所以在王室和贵族大臣所铸的铜器铭文中都有记载。

商王朝灭亡,西周王朝建立,社会处于重大的变革时期。各种旧的不合时宜的典章制度要废除,新的典章制度需要建立,所谓革故鼎新是也。周王朝处于继往开来,开启一个新时代的状态。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一个新的王朝、新政权的建立,必须与旧的王朝、旧政权不一样,给人们以面貌一新的感觉,这样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否则,改朝换代有什么意义呢!周王朝及王室既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逸周书·周月》:“其在商汤,用师于夏,除民之灾,顺天革命,改正朔,变服殊号,一文一质,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为正,易民之视。若天时大变,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自夏焉。”这就是我国古代各个朝代的建立,在典章制度方面与前朝皆大有不同的原因。据传世文献记载,周公旦在这方面有很多建树,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一点,在武成时期的铜器铭文中也有所反映。

在语言文字方面,根据出土的商周金文来看,武成时期虽然直接继承了商代语言文字的主要特征,但是,也有革故鼎新,有较大的发展。这就要求对武成时期的铜器铭文作深入细致的分析探讨,了解周初武成时期在语言文字方面的发展演变状况。这是本成果研究的重点,也是本成果选取武成时期铜器铭文作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

关于开展汉字发展研究的重要意义,黄德宽先生在其《古汉字发展论》一书中写道:“开展汉字发展研究的首要意义,就是有利于更好认识汉字发展的历史规律,促进汉语文字学的理论建设”。他说,从汉字发展角度认识到以下几点:

一是汉字发展的延续性和渐变性,二是不同历史阶段汉字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三是汉字系统的层累性特征。(第20页)

 

本书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在研究过程中的确有所创见、有所收获。现略举数例。

(一)提出了武成时期普遍存在的所谓商器周铭的判断标准与方法

所谓商器周铭,是指既有商代铜器器型纹饰特征和铭文元素,同时又有武成时期铜器铭文某些元素,这些铜器貌似商器,实为武成时期所铸。对其所属时代本文提出以下判断标准。

1、铭文中既有商代铜器铭文的元素,同时又有武成时期铜器铭文的某些元素,这是商代遗民而归附于周王室者所铸之器。因为器型纹饰具有渐变性,所以主要根据铭文作出判断。

所谓商代遗民,是指武王克商后商王朝遗留下来的贵族大臣,也即《尚书·多士》周公所说的“惟尔多士”。这些商王朝遗留下来的贵族成员往往掌握着商王朝先进的文化知识,具有一定的统治经验或军事才能。这些人当中愿意归附于西周王室且愿意效力者,因而为周王室所用,传世文献称其为殷遗,本文称其为商代遗民。所以,在这些商代遗民所铸的铜器铭文中,一方面保留了很明显的商代铜器铭文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也具有武成时期铜器铭文的某些元素。

如铭文置于亚形框内,有商代铭文特有的族徽,以十天干字作亡父或亡祖的庙号,纪时置于铭文之首,且只有干支,或加月份,有些还用商代特有的周祭字“(肜)、翌(翊)、祭、(协)”,纪年用“祀”,置于铭文之末。这些是商代铜器铭文所具有的特征。如果铭文中所记载的事件属于武成时期的,如侯国名、职官名等,那么这样的铜器铭文是商代遗民而为周王室所用者所铸。

再如,沐司徒疑簋铭文,铭文中既有)族徽,也见于商代铜器铭文;而疑所担任的司徒一职,是周初武成时期才设置的职官名;铭文所记事件“王来伐商邑,诞命康侯鄙于卫”,这是成王时发生的事件,所以,这些都说明沐司徒疑是商代遗民而归附于周王室者,而沐司徒疑簋及铭文一定铸于成王时期。

又如,旂鼎二铭文仍使用族徽“析子孙”,用日干作亡父的庙号,但铭文同时又用成王时期才有的“初吉”“辰在某某(干支)”的月相词语纪时,说明此器之铸只能在成王时期,而非商代晚期,旂也是商代遗民而归附于周王室者。

2、铭文中没有十天干字为亡父或亡祖作庙号,亦没有族徽符号的,一般属于周初武成时期或其后所铸之器。这是判断商器抑或周器铭文的重要标准之一。当然也可能有例外。

例如,明公簋铭文,因为明公(周公旦之子)是地道的周王室家族成员,故其所铸铜器铭文除了字形字体沿袭商代晚期特征而外,没有商代铜器铭文的其他烙印和元素。可能也有例外。例如,匽侯旨作父辛鼎铭文:“匽侯旨作父辛奠”。匽侯旨是召公奭的第三子,姬姓,但是他称其亡父燕召公奭的庙号曰“父辛”。这就不符合周家铸器书铭的体例。

3、西周职官名。如果武成时期才设置的职官名,出现在具有商代器型纹饰特征和铭文元素的铭文中,那么这件铜器铭文一定是商代遗民所铸。如前举的沐司徒疑簋铭文中的司徒之职,是武成时期才设置的职官名,毫无疑问,疑是商代遗民而归附于周王室者。详阅下文。

(二)辨识了某些字的结构和新字

辨识了武成时期铜器铭文中一些字形的结构,或归纳、解析了所出现的一些新字。

例如:扬鼎铭文中的(扬)字,从丮(双手上扬形),从玉,一般读作“扬”,铭文是人名。根据集成02612铭文,“扬”字似从戈从丮,而何簋铭文似从丮从戈从衣。但是,集成02613铭文很清楚是从玉从丮,像人奉玉之形,故知“扬”字本从玉,而有颂扬之义。集成02612铭文所从的戈,实际是串玉的象形,只不过上下写出头了,致使后人误以为从戈从丮。奉戈颂扬,于理于义难以解释得通。

发现武成时期铭文中出现的新字,如:玟、珷、征、福、违、復、匽、奄等等,详细解析请参阅正文。

(三)发现武成时期出现的新词语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还发现了武成时期才出现的一些新词语。例如,

1、职官名。有事,见于利簋铭文;司徒,见于沐司徒疑簋铭文。

2、月相词语和其他纪时词语。如:初吉、既望、既生霸和既死霸,辰在某某(干支),月吉等。

3、以事纪年。殷成周年、公太保来伐反夷年、见事于某年。

以事纪年,对于铸器者来说一般都是受周王的重大任命,值得终生纪念才铸器镂铭,故以事纪年,作为一种荣耀,流传于子孙后代。

例如“殷成周年”,郭沫若说,殷见之礼即大会内外臣工之意,唐兰谓诸侯同来朝会的名称。《说文》㐆部:“殷,作乐之盛称殷。”引申有“盛大”义,可见“殷见”之说是根据《说文》的解说。根据铭文,奉命前往成周接受殷见之人往往是贵族大臣而不是周王,因其奉周王之命,所以殷见“内外臣工”或“诸侯同来朝会”。本文以为,铭文“殷成周年”当是指周王室迁殷顽民到成周以后,专门派员前往安抚商代遗民的意思。因授命之事意义重大,故奉命之贵族大臣特铸铜器铭文记之以为荣耀。

又如旅鼎铭文“公太保来伐反夷年”,这是很值得纪念的重大事件,旅参与其事,故铸器镂铭,以事纪年,作为荣耀。

4、客套语。武成时期铜器铭文中的颂词只讲“扬王休”,而不讲“对扬王休”。

(四)根据武成时期出现的金文新字纠正《说文》的错误

匽:(匽侯簋、匽侯盂、堇鼎、圉鼎、圉簋、伯矩鬲、攸簋、復鼎、復尊),写法相同,皆从乚妟声。《说文》匸部:“匽,匿也。从匸妟声。”从武成时期金文来看,“匽”字当从乚(yĭn)妟声,不从匸(xĭ)。

寧:(盂爵),《说文》丂部:“寧,愿词也。从丂寍声。”小篆字形结构与武成时期金文完全相同。根据《说文》的解释“寧”字表示心愿,故当从心,寕声,当归心部,不应归丂部,《说文》归部失误。

赏:(小臣传卣),(御正卫簋),从贝商声,“商”字“庚”下有“口”。(攸簋),鼎),(堇鼎),(復鼎、復尊),(商尊、商卣),后几例声符“商”下减省“口”,但攸簋“赏”字的声符“商”有两颗星,总之都是从贝商声。《说文》贝部:“赏,赐有功也。从贝尚声。”武成时期金文是从贝商声,战国时期金文(中山王壶等器铭文)改为从贝尚声,小篆沿袭的是战国时期的字形。

敢:(旂鼎),从爪从口从又。《说文》piăo)部:“进取也。从,古声。”金文爪下从口从又,不从“古”声。

叔:(叔簋一、叔簋二),从丑从尗。《说文》又部:“叔,拾也。从又尗声。汝南名收芌为叔。”《说文》从又,“又”是手的象形;武成时期金文从丑,“丑”是手指的象形,因而可以通用。但是,“尗”乃像豆萁上籽粒散落形,在“叔”字中并非是声符,而是义符。《说文》尗部“尗,豆也。象尗豆生之形也。”《说文》解“尗”字“象尗豆生之形”也是不对的,应是象尗豆散落形。可见武成时期金文“叔”是会意字,《说文》解释为形声字,误。在西周铜器铭文中表示排行伯仲叔季的“叔”,是借用问终义的“弔”,不用“叔”字。

(五)纠正前人的某些说法

前人关于武成时期金文的说法涉及面比较广,有关于铜器铭文历史断代的,这方面存在的争议最多;有关于铭文解读的,有关于文字词语考释的,有关于历史人物和地理的,等等。具体案例请参阅正文相关章节。

(六)研究方法多样

1、人名系联法。原理是:不同铜器铭文中出现相同的人名,那么这些铜器铭文属于同一时期所铸的可能性最大,或相近时期所铸。本文运用人名系联法,得到成王时期约略可验证且有文字材料价值的铜器铭文100余件。这是本成果研究的基本材料。

2、历史比较法。一是将武成时期的铜器铭文和金文单字与商代晚期文字相比较,提出武成时期铜器铭文在体例章法结构方面的发展演变和特征,同时发现武成时期若干金文新字和新语词。二是将金文单字与《说文》小篆相比较,分析金文单字的构造,纠正《说文》说解的某些错误。

3、运用不完全逻辑归纳法进行研究。总之,本文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有所斩获。

                                                

     谨记 

丁酉年夏至(2017.6.21


感谢王森先生惠赐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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