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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輝:關於繆篆“名实”的幾點思考
在 2019/5/24 22:27:24 发布


關於繆篆“名实”的幾點思考

 

(首發)

李輝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

 

一、摹印、繆篆、摹印篆

討論有關“繆篆”的問題,首先應當釐清“摹印、繆篆、摹印篆”這幾個名稱的“所指”是什麼,框定好問題討論的範圍。首先看一下“摹印”與“繆篆”兩個詞的來由:

《說文敘》:“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者,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製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1]

在許慎的《說文·敘》中出現了“秦書八體”的“摹印”和“新莽六書”的“繆篆”,並且明確說明“繆篆,所以摹印也”。同樣在《漢書·藝文志》之中也提到了“六體”:

《漢書·藝文志》:“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書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2]

《漢志》所載漢初就試“六體”,其中有繆篆,而《說文·敘》中的“秦書八體”有摹印,秦代時間短,似乎二者可以等同,即秦摹印就是漢繆篆。關於“繆篆“一詞,是否根據《漢志》記載於漢初就存在,已經多有學者證實,《漢志》的記載似乎是不恰當的。“近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張家山西漢初年墓葬發現了漢律簡文《二年律令·史律》,此簡所書關於漢初試學童的內容和許慎的記載大體相同,無可辯駁地證明漢初只有“八體”之名而無“六書”之說,“繆篆”一次應該出現於王莽居攝時期。”[3]

雖然繆篆一詞被證明至少在漢初是不存在,應當出現于新莽時期或者稍前,但是繆篆所指應當是清晰的,就是“所以摹印也”。關於什麼是“摹印”,唐蘭先生在《中國文字學》一書中有一個精當的解釋:

《說文》:“摹,規也。”《漢書·高帝紀》“規摹弘遠矣”,注引鄧展曰:“若畫工規摹物之摹。”韋昭曰:“正員之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采事摹之矣。”我們由此可以知道摹印是就印的大小,文字的多少,筆畫的繁簡,位置的疏密,用規摹的方法畫出來。[4]

這樣就可知道摹印和繆篆都是指印文,但是摹印不應當完全等於繆篆。秦漢時期的文字還處於變革期,印面上文字也還在形變,故我們可知摹印和繆篆“所指”都是印文,但不應當將二者等同。因為二者都是以篆文入印,而後進行形變,以成一種新的字體風格,所以又稱之為“摹印篆”。當談及“摹印篆”的時候,可指秦之“摹印”,也可指漢之“繆篆”。

甘旸《印章集說》:“摹印篆,漢八書之一,以平方正直為主,多減少增,不失六義,近隸而不用隸之筆法,緒出周籀,妙入神品。漢印之妙,皆本呼此。”[5]

沈野《印談》:“漢印。漢因秦制,而變其摹印篆法,增減改易,制度雖殊,實本六義,古樸典雅,莫外乎漢矣。……唐之印章,因六朝作朱文,日流與訛謬,多屈曲盤旋,皆悖六義,毫無古法。印章至此,邪謬甚矣。”[6]

林霔《印說十則》:“秦漢印章,俱用繆篆。”[7]

 “清代訓詁學家段玉裁、桂馥從功用相同角度將“摹印”與“繆篆”等同起來,而將二者相互訓釋,忽視了秦至王莽居攝時期這一期間印章字體演變的實際,……是非常錯誤的。[8]由於古代印學論者,往往“印宗秦漢”,常常將這三個稱謂混用,其實需要明白“所指”的是秦漢時期的印文即可,不必在“秦摹印”和“漢繆篆”之間吹毛求疵,並非古代印學論者不知秦漢印文風格、字體的變化。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繆篆作為一個單獨的字體列於“新莽六書”,並非僅僅用於印章之上,只是用於印章上的情況最為古今學者所討論,沿襲而下,我們通常談論摹印、繆篆“所指涉”的事物乃是印章一類的文字。但是這並不代表古人不知道繆篆也會用於其他地方,

陳澧《摹印述》:篆書之體有三,……三曰繆篆,世所傳古銅字是也。漢《延光殘碑》、《張遷碑》、《韓仁碑》額,即繆篆,漢、晉銅器及瓦當文、磚文,亦多此體。摹印以繆篆為字主,而繆篆仍當以小篆為根本。……繆篆之體,方正縝密,其字較小篆有省、有變,而苦無專書,唯與古印譜求之。”[9]

瓦當、碑額、磚文,也多用繆篆,這其實是比較容易理解的,因為這些都相當於是放大了的“印章”,都需要在框定的較小範圍之內書寫一定量的文字,並且需要講求文字的排布,這樣“戴著鐐銬式”地書寫與排布文字,造成文字的形變。但是當我們討論非印章文字之繆篆時,往往會交代清楚[10],而不予說明之時,往往所談“摹印、繆篆、摹印篆”指涉的是秦漢印文。

 

二、繆篆承摹印而發展

摹印乃是“秦書八體”,乃是秦摹印,繆篆乃是“新莽六書”,是漢繆篆。當我們將秦之摹印和漢之繆篆聯繫起來看之後,才能發覺二者之間的關聯。但是有觀點認為摹印和繆篆是兩種不同的字體,“在繆篆形成的過程中,摹篆始終存在,而且也在不斷完善。但是它們是涇渭分明,各走各的路。……明白摹印是規摹印璽,是指此類印璽上的文字處理,摹印與繆篆不能等同。摹印是秦以來的印璽文字形體,而繆篆是獨立字體,不同於印章。”[11]

這裡有一個問題,如果摹印和繆篆是不同的發展軌道,並且摹印於漢代仍然存在,而且繆篆也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字體,為何“新莽六書”不將“摹印”和“繆篆”列成兩個字體呢?畢竟“秦書八體”中的鳥蟲書在“新莽六書”還是存在的,在這一點上似乎說不通。

在框定好主要在秦漢印文討論的範圍之後,我們大體可以肯定的是繆篆有異於小篆。因為如果繆篆的字體與小篆沒有差異,“新莽六書”之中就沒有必要單列“繆篆”,直接將其歸入小篆就可以了。同樣,“摹印”也應當是異於小篆的。這樣的字體差異,主要是什麼性質的,首先需要大致掌握小篆的特點。

“秦代正體,或說主流,既是篆書,‘篆’又怎麼講?按《說文·竹部》:‘篆,引書也。’什麼又叫‘引’?《說文·丨部》:‘丨,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讀若囟,引而下行讀若退。’……因知篆至少有兩方面的基本含義:一是形狀是圓的;二是用途的莊嚴鄭重的。”[12]吾丘衍《學古編·三十五舉》:“今之篆書,即古之平常字,歷代更變,遂見其異耳。不知上古初有筆,不過竹上束毛,便于冩畫,故篆字肥瘦均一,轉折無棱角也。”[13]“小篆一也,而各有筆法,李斯方圓廓落;李陽冰圓活姿媚……李陽冰篆多非古法,效子玉也,當知之。”[14]

由上可以看出,篆書的主要特點在於用筆之“圓”、“轉折無棱角”,在秦嶧山刻石中也可以窺見篆書這樣的特點。

吾丘衍《學古編·三十五舉》:“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且以為法,大可笑也。多見故家藏得漢印,字皆方正,近乎隸書,此即摹印篆也。王俅《嘯堂集古錄》所載古印,正與相合。凡屈曲盤回,唐篆始如此,今碑刻有顏魯公官誥尚書省印,可考其說。……白文印,皆用漢篆,平方正直,字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冩過。”[15]

沈野《印談》:“印章文字,非篆非隸,非不篆隸,別為一種,為之摹印篆。其法方平正直,繁則損,少則增,與隸相通,然一筆之增損皆有法度,後世不曉,以許氏《說文》等篆,拘拘膠柱而鼓瑟;至好自用者,則又杜撰成之,去古益遠。故晉、漢以後謂之無印章也可。”[16]

朱簡《印經》:摹刻印符,文簡而方,筆正而勁,體兼隸篆,征生寫意,取以極其變。奇字通於古文,繆篆通於八分。[17]

陳澧《摹印述》:“繆篆之體,方正縝密,其字較小篆有省、有變,而苦無專書,唯與古印譜求之。”[18]

徐堅《印戔說》:“漢人有摹印篆,亦曰繆篆,平正方直,篆隸互用,然其增損疏密,極有意義,非若今人之故為疏密也。”[19]

由古代的印學論家所發之言,可以看出摹印或者繆篆的特點在於“方”與“折”,在於夾雜者篆書和隸書的用筆。所謂的方正,就是指字的方正,這主要應該是由於印章為方體所限定的。戰國時期的古鉨,形制不定,有圓有方,甚至有異形印章,故其印文也未必方正。到了秦一統天下,印璽的形制也趨於統一,印面多數呈方形,這樣相應的印文也要講究排布與方正。

下圖兩方秦一統前的印章“櫟陽鄉印”和“西鄉”印,可以明顯看出和小篆的差異。在轉筆的時候,“肩部”明顯沒有篆書的“圓轉”之勢;“鄉”字的下部被壓縮,為了達到和“西”字平分印面的效果。秦一統之後的五方官印“㵼丘左尉”、“右馬廄將”、“小廄南田”、“修武庫印”、“右司空印”,可以明顯看出字形的“方正”;又例如“印”字,“卩”部分的“折筆”。入漢以後,可以明顯感受到字體排布的愈加成熟,字形方正的構擬建立在整個印章的比例之下,並且字形“肩頭”的“折”顯得愈加自然。到了新莽時期,筆畫略顯圓潤,整體章法更加考究。“康武男家丞”印之“武”對比“修武庫印”之“武”,可見其筆法之發展。新莽、東漢可看見隸書的影響明顯,筆畫的運筆之尾與隸書運筆的走勢相近,例如“破奸軍馬丞”印之“馬”字上部三橫的尾端。

(秦·櫟陽鄉印)(秦·西鄉)

(秦·㵼丘左尉)(秦·右馬廄將)(秦·小廄南田)

(秦·修武庫印)(秦·右司空印)

(西漢·皇后之璽)(西漢·文帝行璽)

(西漢·騎千人印)(西漢·騎司馬印)

(新莽·康武男家丞)(新莽·新保塞烏桓西犁邑率眾侯印)

(新莽·新前胡小長)(新莽·執法直二十二)

(新莽·常樂蒼龍曲侯)(新莽·破奸軍馬丞)

(東漢·廣陵王璽)(東漢·朔寧太后璽)

所以其實不難發現,秦之摹印篆和小篆的差異,正是因為這樣的差異而產生了“秦書八體”中“摹印”一體。該字體“方折”的特點,並且隨著隸書的不斷影響,在新莽時期仍舊被歸為“六書”之一,謂之“繆篆”。繆篆應當是承摹印而發展的,不當因為繆篆會被用於瓦當、磚文之類的載體,而否認二者之間的相承關係。而正是這樣的相承關係,《說文·敘》中才說“繆篆,所以摹印也”,這是有道理的。

而關於繆篆或者說摹印篆的“方折縝密”究竟有什麼樣具體的字形特點,前人已經較為充分地研究,例如馬國權先生在《繆篆研究》一文中將繆篆形體性質不同的列出九種,“遵古、合篆、盤回、挪移、變篆、增篆、減篆、從隸、訛變”[20],趙平安先生《秦西漢印章研究》列出《秦西漢印文的形體結構》[21]一節專門討論,故在此不再贅述。

 

三、繆篆是否要區分官私印

陸錫興先生的《繆篆新考》認為繆篆是獨立發展起來的一種書體,基於其將漢印區分為官印和私印兩個體系。認為私印體系是繆篆系統,官印體系是屬於摹印。“我的觀點繆篆只是漢印的一部分。從大的方面來說,漢印包括了官印和私印,繆篆只限於私印,官印屬於摹印,再從小的方面來說,繆篆也不包括蟲書。”[22]

這裡仍然存在一個問題,如果私印發展成為繆篆,那麼官印所代表的摹印為何在“新莽六書”中消失了?陸錫興先生認為官印沒有違背字形的規範性,所以官印文字仍然是符合正篆的。那麼問題在於為何“秦書八體”之時要單列“摹印”一體呢?如果承認秦摹印和正篆是有差異的,理應也要承認到了漢官印時期的摹印文字和正篆也是有差異的,因為如果要說摹印文字由秦代與正篆的差異到了漢代逐漸縮小了,這恐怕是要商討的。並且,馬國權先生在《繆篆研究》一文中認為印章上的文字是不同於漢篆的,“漢印文字與小篆、漢篆相同者少,相異者多,漢印文字等同漢篆之說,似乎未能成立。”[23]

第二個問題在於,考慮到私印的流通性是否在漢代的信息傳播條件之下會大於官印的流通性?如果私印的流通性是較大的,並且其字體差異達到足以成為一個新字體的程度,並且為整理文字的工作者所接收到,這樣才有可能討論私印的字體問題。但是官印在政府運作之中廣泛使用,其為了合於印面而改易字體,並且在“方折”之中尋得美感,作為官方釐定文字字體的工作者,是不是會更加考慮官印的字體問題呢?

第三個問題在於,官印和私印在西漢至新莽時期,是不是差異程度足以達到可以區分成官印字體和私印字體。黃質《古印概論·文字蛻變之大因》:“繆篆,漢魏官私印章及王莽時印。……東漢官印有五字成文者,近人多稱莽印,平方正直。”[24]這一觀點認為官私印和王莽時期的印章,都是“平方正直”的,不存在字體的差異。夏一駒《古印考略》:“漢官印,其篆法有端方兼流動著,有流動兼端方者。其刀法……轉折方直,……轉折亦方,……起止皆方,轉折圓軟……起止轉肩亦方。……漢私印,鑄者多,刻者少。有重邊、方頭、圓肩,有方頭、折肩。其無邊道一種,有圓頭、圓肩,圓頭、折肩,有粗有細,有軟有硬,種類甚多,不能盡述。”[25]這一觀點則較為詳細地區分了官印和私印的特點,官印總結起來仍然是“端方”,這與篆書的“圓轉”是有明顯差異的;而私印則被認為是“種類甚多,不能盡述”,私印本身的種類繁多,能不能稱謂一個字體呢?這估計也是要打上問號的。

區分官印和私印,在羅福頤先生的《漢印文字征》之《凡例》第三條:“漢魏官印文均用篆書,而繆篆只用於私印,私印也有用鳥蟲書的。”[26]對於這個問題馬國權先生也已經講過,像羅福頤先生所列舉的那些其實應當看做是蟲書,“形體屈曲填滿,而線條平直的是繆篆,整個字的筆道都曲折迴繞的則為蟲書”[27],對於這個問題這裡不再贅述。

其實關於這個問題,古代印學論者也已經進行過討論,並且對於秦漢時期不同形制的印章所用的字形,做了分類:

孫光祖《古今印製》:“摹印篆,篆隸相容,然秦則篆多而隸少,故文質兼備;漢則篆少而隸多,故質勝於文。”

秦白文璽(籀文、刻符書、摹印篆)……

白文官印(摹印篆)。

白文私印(籀文、摹印篆)……

漢白文璽(籀文、摹印篆)。

白文官印(摹印篆、懸針書,間用隸書)。

白文急就章官印(摹印篆……)。

白文私印(古文,後漢間有之。籀文、摹印篆、懸針書、殳文)。

滿白文私印(繆篆)。

滿朱文私印(摹印篆)

朱白相間文印(摹印篆)。

龍虎白文私印(摹印篆)。”[28]

由此可見,對於討論繆篆這一字體問題是不是需要區分官印和私印兩個體系,可能還需要重新思考。官印的特點是容易歸納的,其形制的較為統一是便於我們找尋其所代表的繆篆特點的。至於私印,由於沒有固定的標準,所以製作時只是個人把玩的意味或許更加濃厚一些,而且西漢到新莽這一時期,文字仍然處於變革期,私印刻印、摹印的參照究竟是什麼樣的,情況或許更加複雜。這也造就了私印的風格更加獨特,但是究其字體恐怕仍難脫離摹印篆的討論範疇。

 

四、繆篆之“繆”當為何義

在確定繆篆的討論範圍、初步認識到繆篆字體上“方折”的特點之後,再來討論繆篆的命名問題恐怕是更加合適的。如果我們一開始就討論“繆篆”之“繆”應當做什麼樣子的解釋,然後根據一個解釋去框定“繆篆”的面目,可能就是本末倒置的了,但是很多討論往往都是這樣的。

第一類觀點,繆篆之“繆”為“綢繆”之“繆”。

《詩經·唐風·綢繆》“綢繆束薪”,毛傳:“綢繆,猶纏綿也。”又《詩經·豳風·鴟鴞》“綢繆戶牖”,孔穎達疏:“言束薪在田野之中,必纏綿束之。”顏師古注《漢志》說:“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徐官《古今印史·前輩知書法》:“繆字,今人多讀作謬,誤之。謬,去聲,非是。官以理推之,當讀如‘綢繆牗戶’之繆,平聲。蓋言篆文屈曲填滿,如綢繆也。……繆字有三音,本綢繆之繆,從糸定意,諧翏為聲,絲之纏綿重複者也。凡纏綿重複,多至於亂,因繆誤之繆。又為秦繆公之繆,音木。及按皮日休曰:‘秦穆公立夷吾,以致晉室之亂,可以謚繆為定。覌此,則後世稱秦穆者非也。若宋穆之穆,與此不同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名實過爽曰繆。[29]孫光祖《六書緣起》:“《說文》序云:‘甄豐定六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夫摹印者,言其用;繆者,言其體制也。繆,綢繆也。’”[30]方以智《印章考》:“摹印,屈曲填密,則秦璽文也。”[31]所謂綢繆之“繆”,就是指印面上的文字“屈曲纏繞”或者“屈曲填滿”,今多數學者從之,如馬國權先生的《繆篆研究》認為“形體屈曲填滿,而線條平直的是繆篆”[32],趙平安先生的《秦西漢印章研究》“按照徐氏的說法,印面上的篆書屈曲填滿故稱繆篆”[33]

第二類觀點,繆篆之“繆”為謬誤之“謬”。

《禮記·仲尼燕居》:“不能詩,於禮繆。”鄭玄注:“繆,誤也。”馬援曾經有“正郡國印章”的議論,似乎也為“謬誤”之說提供了證據。從此觀點者,多認為繆篆是一種存有謬誤的文字,這種謬誤是為了區別於小篆的,或用來防範奸偽。叢文俊“從漢印全部用字的情況看,繆篆的性質在於變篆,而以繆篆為乖謬於正體小篆的字體。”[34]徐學標“繆”字音“”(靡幼切),表區別,有貶義。“繆篆”實質為漢摹印篆,是漢摹印篆在特殊時代背景下的異名。[35]

第三類觀點,繆篆之“繆”可以訓釋為“形不同”。

持這一觀點的為李華年,“因此,筆者認為用“綢繆、纏繞”來解釋“繆篆”的“繆”字,只著眼於筆劃處理的風格特點,而完全忽視結構的不同,並不恰當。《文選》卷十一王延壽《魯靈光殿賦》 有“寫載其狀,托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之句,李善注雲:繆形,形不同也。”[36]

第四類觀點,繆篆之“繆“可以訓釋為“穆”。

將“繆”訓為“穆”,古代印學論者也已經注意到,徐官《古今印史·前輩知書法》:“繆字有三音,本綢繆之繆,從糸定意,諧翏為聲,絲之纏綿重複者也。凡纏綿重複,多至於亂,因繆誤之繆。又為秦繆公之繆,音木。及按皮日休曰:‘秦穆公立夷吾,以致晉室之亂,可以謚繆為定。覌此,則後世稱秦穆者非也。若宋穆之穆,與此不同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名實過爽曰繆。”[37]周正平的《繆篆實名考》將其發揮闡釋“許慎說漢印上的字體稱謂繆篆,按裴骃所引:“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繆篆之繆應通假為穆,有美好、謹嚴的用意,這也正表明了漢代人對於印章的重視。”[38]徐海斌的《繆篆考論》“目前我們所見新莽及新莽以前的官印及封泥為數很多,但幾乎沒有借助于將筆畫“屈曲”以達到“填滿”印面效果的。……飽滿的筆畫和方正的結體共同造就了漢印文字四肩充實、體態豐盈的外觀形象特征,漢武帝太初至王莽居攝時期這一特征臻於成熟,印文整體呈肅穆之風格,“繆”在漢代多通“穆”,“繆篆”的得名正基于此。”[39]林振宇《繆篆名實考》[40]也讚同此說,陸錫興先生將這一觀點引申,認為繆篆是“和美”之篆,“古籍中和美義多寫作‘穆’”[41]

在確定了繆篆“方折”的特點之後,再來思考“繆”字應該為什麼含義的時候,應當考慮到命名的理據。“秦書八體”,對於八種書體的命名,一類是從字體性質劃分,即大篆、小篆、隸書、蟲書;一類是從所書之載體而得名的,如刻符、摹印、署書、殳書。而“新莽六書”的字體命名,應當全部都是從字體性質得名的,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這裡去除了從書寫載體而得名的“刻符、殳書、殳書”,而將“摹印”改為“繆篆”,應當也是從“摹於印章的文字”改變為對于“繆篆”的字體性質認識而得“繆”之名,這也可以視為對於文字認識的一種進步。

故我們討論“繆”的含義是,還是要著眼于繆篆本身的“方折縝密”特點來討論,這樣可能會更接近事實。所以第二種“謬誤說”,應當不可取,給字體定名為“錯誤的字體”恐怕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即使解釋為“不同於小篆”的字體,難道“蟲書、隸書”等字體就同於小篆了嗎?既然都不同,為何獨以“繆篆”得名呢?當然“謬誤說”也是被批評最厲害的。同樣的第三種看法認為“形不同”之說,還是沒有能和這一字體本身最為關鍵的性質相結合。而“和美”之說,將其訓釋為“穆”,恐怕也是一種折中的說法,若論“莊嚴肅穆”、“文字和美”,圓轉的小篆可能更甚一籌。

對於第一種說法,其實所謂的“屈曲纏繞”和“屈曲填滿”,應當是和字體性質聯繫最為緊密的。但是顏師古注《漢志》之後,所謂的“屈曲纏繞”又被誤解為唐篆那種近似于蟲書的線條化的彎曲,後人也多有批評。這裡所說的“屈曲”,應當指轉筆時候的“折”;所謂的“填滿”,應當是與前期古璽相比較而言,那時的印文更為保留本體字形特征,而摹印篆該為折筆方形,與印面的方形更加貼合,而造成的一種“填滿”的視覺感受。並不應苛責到當指印文文字將印章全部補滿,直到邊線。所以總體而言,相對其他的訓釋,“綢繆”之“繆”說還是抓住了字體的特征,是較為適中的說法。

但是也有考慮到“綢繆”一次應當為連綿詞,新莽時期會不會拆解一個連綿詞當做繆篆的字義呢?這可能也是不得而知的。所以這裡提供一個新的看法,也是結合則繆篆字體“方折”的特點而談的。

繆,有一個讀音為“糾”,《集韻》居虬切,平幽見。在這個讀音上,“繆、樛”是有聯繫的。《禮記·檀弓下》“衣衰而繆绖”,鄭玄注:“繆,當為不樛垂之樛。”陸德明釋文:“繆,讀曰樛。”

樛,《說文·木部》:“樛,下句曰樛。从木翏聲。”《詩經·周南·樛木》“南有樛木”,毛傳:“木下曲曰樛。”陸德明釋文:“木下句曰樛。”《玉篇·木部》:“木下曲曰樛。”《漢書·楊雄傳上》“覽樛流與高光兮”,顏師古注:“樛流,曲折也。”《文選·班彪<北征賦>》“遠紆回以樛流”,李善注:“樛流,曲折貌。”

可見,“繆,樛”或可都表示“下句曲折”之意。而“樛、朻”也是互通的,指樹木向下彎曲。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木部》:“朻,高木下曲也,從木丩,丩亦聲。……今考《釋木》曰:下句曰朻;《南有樛木》毛傳曰:‘木下曲曰樛。’下曲卽下句也,‘樛’卽‘朻’也。一字而形聲不同。……凡高木下句,垂枝必相糾繚,故曰從木丩,丩亦聲。”

而在“曲折”之義上還有“糾”,也是從“丩”而得聲得義的,故有“糾、朻、繆、樛”都可表示“曲折”之義。或許“繆”未必是“從糸定意”而產生“纏繞而彎曲”的意思,從而引起了“繆篆”之“繆”後人那種看成蟲書一般“絲線、線條性的彎曲”。所以在繆篆“方折”的特點之上,“方”來源於印章之方,而“折”乃“木下句之折”義而用“繆”字。

 

 



[1]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訂,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316317頁。

[2] (東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363頁。

[3] 徐海斌,“繆篆”考論,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第132頁。

[4] 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59頁。

[5] 韓天衡編訂,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78頁。

[6] 韓天衡編訂,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75頁。

[7] 韓天衡編訂,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327頁。

[8] 徐海斌,“繆篆”考論,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第132133頁。

[9] 韓天衡編訂,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370頁。

[10] 例如有學者研究非印章文字的繆篆,王卉《兩漢洗銘文字繆篆研究》(中國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輯)、邱龍升《兩漢鏡銘繆篆考論》(雲南農業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

[11] 陸錫興,繆篆新考,出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17頁。

[12] 啟功,古代字體論稿,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第10頁。

[13] 韓天衡編訂,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11頁。

[14] 韓天衡編訂,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11頁。

[15] 韓天衡編訂,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11頁。

[16] 韓天衡編訂,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62-63頁。

[17] 韓天衡編訂,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136頁。

[18] 韓天衡編訂,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370頁。

[19] 韓天衡編訂,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292頁。

[20] 馬國權,繆篆研究,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79289頁。

[21] 趙平安,秦西漢印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2110頁。

[22] 陸錫興,繆篆新考,出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頁。

[23] 馬國權,繆篆研究,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65頁。

[24] 韓天衡編訂,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386頁。

[25] 韓天衡編訂,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268頁。

[26] 羅福頤,漢印文字征,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3頁。

[27] 馬國權,繆篆研究,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67頁。

[28] 韓天衡編訂,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280頁。

[29] 韓天衡編訂,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35頁。

[30] 韓天衡編訂,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277頁。

[31] 韓天衡編訂,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149頁。

[32] 馬國權,繆篆研究,古文字研究(第5輯),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67頁。

[33] 趙平安,秦西漢印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頁。

[34] 轉引自陸錫興,繆篆新考,出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89頁。

[35] 徐學標,繆篆新辯,中國書畫,2004年第4期,第41頁。

[36] 李華年,“繆篆”新證,常州工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第63頁。

[37] 韓天衡編訂,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35

[38] 周正平,繆篆實名考,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1989年第2期,第35頁。

[39] 徐海斌《“繆篆”考論》,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第134頁。

[40] 林振宇,繆篆名實考,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09年第9期。

[41] 陸錫興,繆篆新考,出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91頁。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9年5月22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9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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