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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懷通:由《大武》看《大開》、《小開》作者
在 2018/8/25 18:59:57 发布

由《大武》看《大开》《小开》作者

 

首发

张怀通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大开》、《小开》是今本《逸周书》中的第二十二和二十三篇,《书序》云:“文启谋乎后嗣以修身敬戒,作《大开》、《小开》二篇。”[1]启,潘振认为是开导[2]。启谋乎后嗣,是对《大开》“开厥后人”和《小开》“汝开后嗣谋”两句话的撷取。敬戒,孙诒让认为是《大开》中的八儆、五戒,敬与儆通[3]。既有对内容的概括,又有对主旨的撮述,那么《书序》对于《大开》、《小开》主题的表述准确无误。

《大开》、《小开》对于人物及相关要素的叙述,只有“王”、“酆”、“维三十有五祀”,据此可知二篇中的“王”应该是文王。因为营建酆,并以酆为都城的王是文王;西周早期的武王、成王、康王、昭王,在位时间都没有达到三十五年[4],只有克商前的文王在位时间是五十年[5]。这应该是《书序》主张《大开》、《小开》是文王作品的重要依据。

自《书序》,经孔晁、卢文超、朱右曾,到当代学者黄怀信等,虽然对《大开》、《小开》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注解和考辨,但都没有对二篇是文王作品的主张补充任何证据[6]

近年刊布的清华简《保训》、《程寤》等,是记载文王事迹的篇章,但其中没有可以说明《大开》、《小开》与文王有关的内容,因而对证明二篇是文王作品的问题,没有助益。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不妨将探寻的目光投向《诗经》。《诗经》的《大雅》、《周颂》中有一些歌颂文王事迹的诗篇,虽然多出自后人的制作,但其中或许可以透露一些关键信息。果然,《周颂·武》有一句重要的话,值得特别关注。《武》云:

於皇武王,无競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7]

这首诗的大意,综合历代学者注解,可以概括为:光明伟大的武王,功烈无与伦比。文德昌盛的文王,开启后人事业。武王继承文王之志,战胜殷商,制止杀戮,建立不世之功。《武》是歌颂武王伐纣克商事迹的乐舞《大武》的第一章[8],相传为周公于伐纣胜利后返回镐京举行献俘礼时所作[9]。将《大武》归于周公名下,虽然未必确切得当,但将其制作时代定在西周初年,则为古今学者所普遍认可。

本来是歌颂武王伐纣克商事迹的乐舞,其第一章《武》中却出现了歌颂文王功业的语句“允文文王,克开厥后”,朱熹说:“言武王无競之功,实文王开之,而武王嗣而受之”[10]。这是从历史发展趋势方面着眼,对该句话出现在《武》中的原因而做出的说明。

从艺术手法方面看,既然是歌颂武王的诗歌,就应该以武王为主,但武王是继承文王而来,对文王必须有所交代,所以就穿插在第一句话之后来赞颂文王的功业。有意思的是,《武》对文公功业的描述是“克开厥后”,紧接其后描述武王的话是“嗣武受之”,其中的开、厥、后、嗣等字词,与《大开》、《小开》的主旨“开厥后人”、“汝开后嗣谋”基本对应。这就不是一般的历史趋势问题了,而是有了共同的语境。共同语境的背后则是共同的认识和思想,基础很可能是《武》与《大开》、《小开》相通的史实。如此一来,《书序》主张的《大开》、《小开》是文王作品的观点便得到了西周初年《大武》乐歌的支持。此其一。

其二,从《大开》、《小开》来看《武》,其句读似乎应该是:“於皇武王,无競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周颂》中的有些诗篇,如《天作》、《昊天有成命》等,本不必讲究字数相等、对句押韵,因此将“嗣”上读,字句有所变化,符合《周颂》通例。此前的下读,“嗣武受之”,无论字词搭配,还是句式结构,未免不辞,非得变换为“武嗣受之”,作“倒文”处理不可[11],但这样的辞例不见于《周颂》,难以成立。

如果笔者的看法正确,那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的含义,就应该依据《书序》概括的《大开》、《小开》主题“文启谋乎后嗣以修身敬戒”而校正为:文德昌盛的文王,开导启发后人儆戒修身,以密谋图商。这样的校正,与文王的作为:面对强敌,修炼内功,积聚力量,韬光养晦,就相互照应了。

《大开》、《小开》是文王作品的主张,与二篇语言文字中有一些西周时代的因素可以相互印证,例如:《大开》有代词“厥”,而没有西周中晚期以后出现的代词“其”;《大开》、《小开》中有介词“于”,而没有春秋时代出现、战国时代流行的介词“於”;《小开》中存在两个有西周语言特征的短语“允哉”等[12]

与此同时,也不可否认《大开》、《小开》的语言文字中也有一些战国时代的因素。例如:《小开》的“德枳维大人,大人枳维公,公枳维卿,卿枳维大夫,大夫枳维士”等句子中的枳字,与枝、肢通假,可能是战国时代的语言现象[13];《小开》中的“维德曰为明”之德,可能是周初以后才产生的思想观念等。依据《大开》、《小开》一些语言文字较为通俗的现象,刘起釪先生认为,二篇“已近战国文字,当系战国时据流传下来之史料写成”,“只可作为《尚书·周书》的可作参考的资料性文件来看待”[14]。刘先生的见解代表了多数学者的看法。

怎样看待《大开》、《小开》存在的作者、内容、语言、文字等方面的矛盾?笔者认为,今本《逸周书》的一些篇章制作于西周,经西周春秋时代的“言教”、“士称”、“工诵”等方式的流传,到战国时代逐渐定型,在流传过程中语言文字受到后世不同程度影响的主张[15],较为公允中肯,对于二篇存在的各种矛盾,有较强的解释力。也就是说,《大开》、《小开》不是“战国时据流传下来之史料写成”,而是周初就已经形成,其某些语言文字的通俗问题,是在流传过程中受到后人加工的结果。

《武》中的“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与《大开》、《小开》主题的相通,也为这个主张增添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1]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24页。

[2]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24页。

[3]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24页。

[4]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88页。

[5] 《尚书·无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杨筠如《尚书核诂》,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38页。

[6] 笔者按:黄怀信先生说:“篇内文末有‘王拜【曰】’‘戒后人其用汝谋’,则所谓八儆、五戒当出谋臣之口。文王谋臣,自为太公望。”见氏著《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99页。另外,《小开》的“汝开后嗣谋”之汝,也表示可能有一个与文王的对话者。但鉴于《大开》“盖不全之文”(陈逢衡),“原文之残阙者多”(唐大沛),“此篇中间多阙佚”(于鬯)(学者观点俱见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12页),同时《小开》也未必无文字佚失,虽然二篇文中很可能有与文王对话者,一些话语出自对话者之口,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将其笼统地归于文王名下较为妥当。退一步讲,即使八敬五戒等内容是太公的话,因为君臣一体,也不妨碍《书序》对于二篇的性质是“文启谋乎后嗣以修身敬戒”的认定。

[7]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971页。

[8] 朱熹说:《武》,“《春秋传》以此篇为《大武》之首章也。”见氏著《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32页。马瑞辰说:“又按《乐记》言《武》乐六成,《左传》言武王作《武》,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以《桓》为《武》之六章,即卒章也,则《武》之诗当为首章。而《左传》引《诗》‘耆定尔功’以为卒章者,‘卒章’盖‘首章’之讹。朱子《集传》云:《春秋传》以此为《武》之首章,盖宋时所见《左传》原作首章耳。”见马瑞辰撰、陈金生点校:《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89页。两位学者所说《春秋传》、《左传》,指的是《左传》宣公十二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44-745页。

[9]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云:“(武王伐纣),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大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7页。

[10] 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31页。

[11]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972页。

[12] 张怀通:《<逸周书>新研》,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35页。

[13] 张怀通:《据上博简<弟子问>校读<小开>一则》,《沮诵微刊》2016109日。

[14] 刘起釪:《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95-96页。

[15] 张怀通:《<逸周书>新研》,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6-47页。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8年8月25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8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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