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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書軍 王政冬 駢玲玲:東周時期武安地區置縣和歸屬問題考略 ——兼論空首斜肩弧足武安布的歸屬
在 2018/2/2 22:18:49 发布

東周時期武安地區置縣和歸屬問題考略

——兼論空首斜肩弧足武安布的歸屬

 

(首發)

石書軍 王政冬 駢玲玲

 

武安地區緊鄰邯鄲,在東周時期是一座重要城邑。出土文物中有很多兵器和貨幣都是由武安鑄造或歸屬武安的,不過學界對一些刻有“武安”、“武始”銘文的文物在歸屬問題上還存在不少爭議。本文根據現有史料對東周時期武安地區的行政沿革和歸屬進行了梳理,進而對空首斜肩弧足武安布的歸屬提出了新的見解。其中有不當之處,還望專家學者多予指正。

一、武安地區的古城與縣制的建立

武安地區有春秋戰國時期的古城遺址十座[1],當時聚落和城邑的總數應該遠多於此。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口數量的增加,武安地區勢必會出現較多的地方行政單位,在東周時期最常見的地方行政單位就是縣。武安縣的設置可能在春秋晚期或戰國早期,但武安地區或其部分地區被納入縣級機構進行管轄則要早很多。

1邯鄲置縣與五氏城

邯鄲置縣的時間可以追溯到邯鄲作為晉國大夫趙穿的采邑之前。春秋時期,晉國會將新佔領的邊遠城邑設置為縣,如魯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晉文公佔領溫、原等地後,以“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2]。晉國還會將這些邊遠地區的縣賞賜給卿大夫,如魯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年),晉襄公以“先茅之縣賞胥臣”[3];魯宣公十五年(前594年),晉景公“賞士伯以瓜衍之縣”[4]。邵炳軍先生將邯鄲入晉時間定在魯僖公九年(前651年):

赤狄滅衛,取其都邑朝歌,衛遺民寄居於曹,齊桓公帥諸侯城楚丘以封衛,衛文公率其遺民自曹渡河遷楚丘,晉獻公遂敗赤狄而取衛都朝歌及河内、邯鄲、百泉四邑。

邵先生的理由有四條,一是赤狄屬於遊牧部落,入侵衛國主要是為劫掠財物,無意也無力長期佔有衛國故地;二是衛復國後實力尚弱,無力迅速收復失地;三是齊國忙於與楚爭霸,無暇取衛國故地;四是晉獻公當時致力於擴張疆土。又《史記·晉世家》稱晉獻公晚年晉國“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内”,“河内”正是衛國故地[5]。邵先生將時間定在魯僖公九年(前651年)估計是因為這年是晉獻公在位的最後一年。邵先生的推測可備一說,但我們也需注意到,之後的晉文公時代,晉國曾一度攻取衛、曹兩國國都,並佔領了兩國的部分城邑,所以要說晉文公時將邯鄲納入晉國也是有可能的。目前只能說邯鄲入晉應該在趙穿受封之前。

關於趙穿受封,《左傳·文公十二年》載:“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婿也。”唐孔穎達《正義》:“《世族譜》:‘穿,趙夙之孫’,則是趙盾從父昆弟之子也。盾為正室,故謂穿為側室。穿别為邯鄲氏,趙旃、趙勝、邯鄲午是其後也。”[6]《世本》也說:“邯鄲氏,趙氏側室子穿稱趙武子,食采邯鄲,以國為氏。”[7]《左傳》對趙穿的紀事年限在魯文公十二年(前615年)至魯宣公二年(前607年),趙穿受封或在此間,或在此後。

據此我們推測,邯鄲應該是先被並入晉國,旋又被設置為縣,後來晉國將邯鄲賜給趙穿為采邑。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在趙穿及其後人統治時期,邯鄲的轄地範圍應該是有所擴大的。《左傳·定公十年》載:“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杜預注:“寒氏即五氏也。”至於其地望,錢林書先生據《欽定春秋傳說篡匯》“今直隸廣平邯鄲縣西有五氏城,亦曰寒氏城”的記載認為當在今邯鄲市西[8]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武安市午汲鎮發現了午汲古城,其時代為春秋到西漢[9]。孫繼民、郝良真兩位先生指出,“五與午通”,五氏城之名應得自邯鄲午之名,城址位於邯鄲城之西,午汲古城恰在邯鄲之西[10]。喬登雲先生從地名、方位、年代、以及相鄰城池等方面分析,也認為午汲古城即五氏城[11]

五氏城既然屬於邯鄲午的管轄範圍,那說明在春秋晚期,今武安的部分地區是歸屬邯鄲管轄的。

晉國的“范氏、中行氏之亂”(前497年—前489年)後,兩家封邑在名義上重新歸入晉國公室,實際上由智氏、趙氏、魏氏、韓氏四卿控制。而邯鄲作為趙氏宗族的封邑,劃歸趙簡子直接控制[12]。而趙簡子最可能的統治方式,就是重新置縣。文獻也表明當時晉國卿族在自家統治區域下是有縣級建制的。如智伯瑤曾向魏氏、韓氏等卿族索要一座“萬家之縣”[13];又“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14],說明中牟是縣。那麼,在春秋晚期,武安的部分地區可能仍在邯鄲縣的管轄之下。

2武始縣

《漢書·地理志》魏郡下有武始縣,曾為侯國。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將之標注在邯鄲西南、武安東南、欽口山之東、白渠水之北[15]

在戰國時期,武始已經作為一個縣而存在了。湯志彪先生認為趙國兵器“三年馬師鈹”中的地名應該隸定為“武野”,《說文》“冶”、“始”均從“臺”聲,兩者可通假。古音“野”、“冶”均是餘母魚部字,兩字雙聲疊韻,典籍中“野”、“冶”又可互相通假。所以此處的“野”當可讀作“始”。既然兵器的製造者為“武始令”,顯然當時武始是趙國的一個縣。理由有三:一是“三年馬師鈹”可以確定為是趙國兵器;二是在戰國時期,相同的地名會同時存在於不同的诸侯國之中;三是“三年馬師鈹”的武始位於邯鄲附近,是趙國的勢力範圍[16]

又《史記·秦本紀》:“(秦昭襄王)十三年,向壽伐韓,取武始。”裴駰《集解》引《地理志》曰:“魏郡有武始縣。”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雲:“武始故城在洛州武始縣西南十里。”賀次君認為“洛”當作“洺”,“始”字系涉上文而誤。唐無武始縣。漢魏郡有武始縣,於唐為武安縣,其地在今河北邯鄲縣西南[17]。錢穆《史記地名考》、韓兆琦《史記箋證》也都認為此武始在今河北邯鄲西南,系韓地[18]。李曉傑先生則據此指出,武始之地屬韓國北界[19]。不過湯志彪先生認為向壽攻取的武始在洛陽附近,“三年馬師鈹”的武始在邯鄲附近,韓、趙兩國各有武始[20]。湯先生的觀點當然也有一定道理,只是從目前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來看,戰國、秦漢時代洛陽附近地域並無武始地名。

又“二十三年新城令矛”的矛身刻有秦文字銘“武始”二字,學者考證該矛屬於典型的戰國晚期韓國兵器,鑄造時間是韓桓惠王二十三年(前250年)[21]。這柄矛可能後來被秦軍繳獲,成為了秦國武始駐軍的兵器,所以才會刻有秦國文字。至於此武始的地理位置,有可能就是武安地區的這個武始。

這幾條證據都隱約指向戰國時期武安地區武始縣的存在,並且武始縣還能製造兵器,與之相鄰的武安縣還能製造布幣。武安地區歷史上只有鐵礦,並無銅礦,但卻能製造兵器和錢幣,這也從側面反映出這一地區對當時統治者而言具有特殊意義。

3武安縣

《漢書·地理志》魏郡下有武安縣。戰國時期,武安已經見於記載,而且是戰略要地。《史記》載閼與之戰(前269年)時,“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又,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259年),秦將王龁攻取了趙國的武安、皮牢。出土文物有武安布幣,都足以說明武安在戰國時期是一個縣,而且是一個經濟發達、戰略位置重要的大縣。

此外,《漢書·地理志》趙國下有易陽縣,其地在今河北省永年縣,還包含有武安西北部的定晉岩、邑城一線。永年縣施家莊出土有秦陶文“易亭”,后曉榮先生認為當是“易陽市亭”之省文,進而推斷出秦時已有易陽縣[22]。秦在對外擴張中,一般是在江南、河套等邊遠地區才會設置新的縣,而在中原内地基本是沿襲六國縣制,只是增設郡一級機構進行管理。所以有可能在戰國時期已經有易陽縣。

二,武安地區在諸侯間的易手

韓、趙、魏是在瓜分晉國的基礎上立國的,三大宗族在晉國有幾百年歷史,家族封地彼此交錯,戰國時期三國曾多次交換土地。秦國崛起之後,不斷攻取三晉的城邑,導致秦與三晉的土地也犬牙交錯,秦相范雎就曾說“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綉”[23]。史念海先生也指出,戰國時期存在大量的“插花地”[24],即飛地。

三晉之人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格局。以趙國為例,趙國首都邯鄲與魏國重鎮鄴城的距離不到百里,自公元前386年趙敬侯遷都邯鄲,到公元前239年魏國將鄴城劃歸趙國,兩城隔漳河相望近一百五十年。魏國還曾攻取邯鄲以東數十里的列人(今河北肥鄉東北)和肥(今河北肥鄉西)兩座城邑。所以邯鄲附近的武安成為其他諸侯的飛地也是很正常的。

史籍有明確記載的是武安曾一度被秦國攻取。長平之戰後,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259年),秦將王龁攻取武安[25]。上文提及武始可能一度屬於韓國,而我們通過分析史料認為,閼與之戰時(前269年),武安和閼與兩城也存在屬於韓國的可能。《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記載:

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鬥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

關於閼與的歸屬,史籍本身就有兩種記載:一是屬趙,見於《史記·秦本紀》、《史記·六國年表·趙表》、《戰國策·趙策三》,二是屬韓,見於《史記·趙世家》、《史記·六國年表·韓表》、《水經·清漳水注》。我們認為,閼與應屬韓。《史記·六國年表》載趙、韓兩欄都記載了閼與之戰,應該是指兩國都參與了這場戰爭,而《史記·趙世家》載“秦、韓相攻,而圍閼與”,《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載“秦伐韓,軍於閼與”,明確指出閼與屬韓。廉頗和樂乘的態度也說明閼與不是趙國的,否則兩人以“道遠險狹”為由不去救援本國的城邑,實在有悖人情。

關於閼與之戰的地望,有三種觀點,《漢書·韓信傳》孟康注等認為在今山西沁縣西北;酈道元《水經注》等認為在今山西和順;李泰《括地志》等認為在今河北武安縣西南五十里的閼與山。清代閻若璩認為戰國時期存在兩座閼與城,分别在沁縣與和順。[26]由於《史記》對閼與之戰的記載較簡略,且文學故事色彩較濃,所以閼與地望的確定仍存在幾點難題:

沁縣和和順說符合廉頗、樂乘“道遠險狹”和《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行文中透露出的趙奢遠距離奔襲秦軍的說法,但趙奢急行軍“二日一夜”的說法卻存在問題。無論是去沁縣還是和順,都要跨越多條河流、翻越多處山嶺,對數萬人的大軍來說,過河和翻山都是非常耗時間的。現今要穿越太行山區的盤山公路都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在戰國時期,縱然是輕騎兵,要跨越數百里山嶺也恐非兩三日所能完成。

根據《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當時秦軍正在進攻武安,武安已經“屋瓦盡振”,趙奢軍中甚至有人要求“急救武安”,說明趙奢與秦軍正在武安對壘,趙奢為迷惑秦軍,還“復益增壘”,做出要打持久戰的樣子。既然距離邯鄲僅數十里的武安就有秦軍,而趙奢卻奔襲救援數百里之外的閼與城,那將置邯鄲的安全於何地?沁縣和和順說無法解釋這個問題,但如果秦軍主力就在武安境内的閼與山,那趙奢的行為就說得通了,因為他是繞過秦軍偏師去擊潰秦軍主力。而且也能解釋通秦軍攻閼與的同時為何還能攻武安,因為兩處相距很近。

趙奢為了迷惑秦軍曾故意將秦軍間諜放走,可見秦軍很重視趙奢部隊的去向,勢必會派出大量偵察人員,趙奢急行軍恐怕不會走大路,“二日一夜”的時間倒是可以從小路繞到閼與山附近,並盡可能避開秦軍的偵察。但這與趙奢“去閼與五十里而軍”的說法又相抵牾,武安和閼與相距也只有五十里。

由於《史記》本身對閼與之戰的記載就頗多矛盾之處,所以沁縣、和順、武安三說均有可能,也就是說武安附近的閼與可能曾是韓地。上文提到的武安附近的武始或也是韓地,那麼我們不難推論出武安地區可能曾是韓氏或韓國的飛地。

三、空首斜肩弧足武安布應屬韓國錢幣

目前出土的武安布有三種:空首斜肩弧足武安布、平首斜肩尖足武安布、平首平肩方足武安布。平首斜肩尖足武安布、平首平肩方足武安布都屬於戰國時期趙國布幣,這點學界基本達成共識,但是對於空首斜肩弧足武安布的歸屬,則存在不同解釋。《中國歷代貨幣大系·先秦貨幣》著錄了六枚“武安”的空首布,該書《釋文表》認為“武安”是周地,但未提出依據和武安地望[27]。我們推測該書將“武安”視作周地或許是因為上述六枚空首布中,有三枚出土於東周王城遺址。何琳儀先生也認為“斜肩空首布為春秋後半段周帑的可能性最大”,不過他也指出“‘武安’春秋屬晉,戰國屬趙,春秋能否屬周,尚值得研究。”[28]朱安祥先生認為“韓國鑄造的斜肩空首布中有‘武安’這一地名,但與趙國鑄造的‘武安’尖足布(在今河北武安縣)絕非同一地。”[29]

我們認為,朱安祥先生認為空首斜肩弧足武安布屬於韓國是正確的。如前所述,武安地區可能曾是韓國的飛地,所以鑄造錢幣也在情理之中。需要指出的是,空首斜肩武安布不一定都是在武安鑄造。正如朱先生根據古錢幣出土狀況總結出“貨幣上的銘文不一定是鑄造地”、“戰國時期廣泛存在著貨幣的仿鑄現象”這兩條意見[30],武安並不產銅,其自身鑄造貨幣的原材料可能主要來自融化其他青銅製品,更多的空首斜肩武安布可能是韓國其他地區為武安鑄造,再加上還有其他諸侯國仿造的空首斜肩武安布,可能也不在少數。

 

 



[1] 孫繼民、郝良真、楊倩描:《邯鄲古代城市史》,中國文史出版社,2017年,第120頁。

[2]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3]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4] 《左傳·宣公十五年》

[5] 邵炳軍:《晉獻公滅國奪邑系年輯證: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晉滅國奪邑系年輯證之三》,《甘肅高師學報》2006年第4期,第26-33頁。

[6] 李學勤主編:《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541頁。

[7] []秦嘉謨等:《世本八種》,商務印書館,1957年,第282頁。

[8] 錢林書:《春秋時期晉國向東方的擴展及所得城邑考》,《歷史地理研究》第2輯,第140頁。

[9] 孟浩等:《河北武安午汲古城發掘記》,《考古通訊》19574期,第43-47頁。

[10] 孫繼民、郝良真:《<水經 漳水注>邯鄲附近山川城邑考》,《歷史地理》第11輯,第280-281頁。

[11] 喬登雲:《邯鄲考古研究—喬登雲考古文集》,科學出版社出版,2016年,第167-177頁。

[12] 《史記·趙世家》:“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於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

[13] 《韓非子·十過》,又見《戰國策·趙策一》

[14] 《呂氏春秋·知度》

[15]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第47-48頁。

[16] 湯志彪:《三年馬師鈹地名“武始”蠡測》,《商周青銅器與先秦史研究論叢》,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252-254頁。

[17] 賀次君:《括地志輯校》,中華書局,1988年,第90

[18] 錢穆:《史記地名考》,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733-7341269頁。韓兆琦:《史記箋證》,江西人民出版社,第386-387頁。

[19] 李曉傑:《戰國時期韓國疆域變遷考》,《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5-25頁。

[20] 湯志彪:《三年馬師鈹地名“武始”蠡測》,《商周青銅器與先秦史研究論叢》,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252-254頁。

[21] 虞同:《二十三年新城令矛考》,武漢大學簡帛網,2017925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41

[22] 后曉榮:《秦代政區地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347頁。

[23] 《戰國策·秦策三》

[24] 史念海:《戰國時期的“插花地”》,见氏著《河山集》第七集,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504-519頁。

[25] 《史記·秦本紀》

[26] 參見靳生禾、謝鴻喜:《閼與古戰場考察報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 年第1期,第126-137頁。陳瑞青:《戰國閼與城考辨》,《邯鄲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第11-14頁。

[27] 汪慶正主編:《中國歷代貨幣大系·先秦貨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8-2391084頁。

[28] 何琳儀:《古幣叢考》,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67-68頁。

[29] 朱安祥:《先秦貨幣地理研究存在的三個問題》,《中原文物》,20164期,第85-88頁。

[30] 同上。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8年2月2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8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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