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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禮鴻:讀書隅見
在 2016/4/3 20:43:49 发布

 

 

蔣禮鴻講述  孔鏡清整理

 

我讀書近三十年了,似乎天天在讀書,看的書也很廣泛,上自《十三經》,下至筆記小説,樣樣都讀。但仔細計算起來,扎扎實實地看的書却不多,浪費了不少光陰,因此,可談的經驗很少。而且我自己是搞語言的,談的東西也不一定對大家都適用。下面談的只是我個人一些看法。

我覺得讀書首先要“立本”。什麽叫做“本”呢?就是根本,拿今天的話説就是“打基礎”。要給語言文學的專業基礎規定一個範圍很困難,從客觀的需要來説,我以爲搞文學的人,至少應了解古代的文學批評,搞語言的就必須讀王念孫、段玉裁、王國維等人的著作。專業基礎之先還有共同的基礎,就是那些感性材料,即古代若干影響深遠的作品,如《詩經》、《楚辭》、《論語》、《孟子》、《史記》、《漢書》、《莊子》、《荀子》、唐詩、宋詞和元曲等。尤其是《論語》、《孟子》,無論是搞文學、語言、歷史、政治或哲學的人都需要熟悉。《詩經》、《楚辭》等也不可忽略。如果有人以爲搞元曲,可以不讀元以前的著作,這是錯誤的想法。因爲在元曲裏,許多詞句都出於《詩經》、《楚辭》等古典作品,如《西廂記·長亭》中的“碧雲天,黄花地”,就是由范仲淹的詞來的。文學作品的藝術技巧方面,也是有繼承性的,《長亭》裏的“量這些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就是從李清照的“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化出來的[1]。因此説,研究文學,不管你是搞先秦或是搞漢魏六朝,抑或元明,要説可以不念唐詩,這根本是不可能的。當然,由於各個專業不同和分段有别,要求與輕重可以不同。

基礎書,在一定範圍內的都要掌握,但即使是在一定範圍內的書目,開出來也會使人喫驚。不過急躁是没有用的,必須適當安排時間,一本本的從頭看上一遍。研究生修業時間有限,然而一些歷來爲人稱道不朽的書,表示它已經有不可磨滅的影響的,一定要熟悉,然後才可以搞自己的專業。

時間是一個問題,我覺得唯一的辦法只有抓緊時間,才能打好基礎,尤其要抓緊三十歲以前的時間,因爲這一段時間精力充沛,記憶力又强,又有條件把精力集中起來。三十歲以後,工作、家庭等問題都來了,頭緒紛繁,思想也容易分散了。吴草廬的詩道:“拳拳相勉無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功”,是很有意思的。當然這並不是説三十歲後不要用功。劉向《説苑》裏講:“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這也是個“明”;但是“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青年時代究竟是應該十分珍惜的。

拿我自己來説,我今天在課堂上講課,引述的東西也不少,似乎相當熟悉,這些大都是在十幾歲、二十幾歲時弄熟的。現在讀書雖可强記,但轉背就會忘記;而年青時讀的書就不容易忘掉。所以青年要趕早用些書本的功夫。搞語言的,《廣韻》的反切、韻部等一定要逐一細讀,不能只了解個大概;《説文》也要一字一字地讀透。搞文學則某些大家象杜甫的名篇都要求能背,至少得提到頭,知道尾;説到上句,能接下句。

夏瞿禪師的報告中提到了博與專的關係問題[2],他的主張基本上可以歸納爲“以約御博”,就是説確定了研究的中心,然後推廣學習面,以約始而以博終。我以爲這個意見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但也要有很好的理解。這就是“本”。比如杜甫,他是唐詩中之集大成者,他之所以成爲杜甫,當然是他所經歷的時代和他特有的生活道路所決定的;而另一方面,却又因他總結了前人的創作經驗,吸收了古代文化的優良傳統。用他自己的話説,他是“不薄今人愛古人”的。他以爲初唐詩人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是“不廢江河萬古流”,他又以爲王、楊“劣於漢魏近風騷”。他欣賞庾信、鮑照、陰鏗這些六朝的作家,説“庾信文章老更成”[3],“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4],“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5]。從風騷、漢魏初唐的作家,杜甫都有研究,並都有深入了解。他繼承了過去的成就,發揮了自己的創造性。因此,要研究杜詩,就不能不熟悉唐以前的文學以及杜甫所處的時代和他生活的道路。研究李白也是這樣:李白是反對齊梁文學的,然而他對齊梁下過一番工夫,正因爲他深懂齊梁文學,所以他能有力地反對那些齊梁文學中的形式主義傾向。而同時他深受六朝文學的影響,他不反對謝朓,“一生低首謝宣城”[6],“中間小謝又清發”[7](小謝不是謝惠連),可見他對謝朓的傾倒。他作過《擬恨賦》,模仿了江淹的《恨賦》,不管《擬恨賦》的得失高下,可見他確是對齊梁文學下過工夫。這些都説明,要研究杜甫、李白,先要有一定的基礎知識並不是十分“約”的,先要來個“小博”,才能在這個基礎上“以約御博”,而求“大博”。

確定專業的道路不要過早,先應該是把與我研究有關的知識都掌握,至少當懂得十之七八。我寫過一部《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這本小書談不上什麽博,可是除常用的經書、四史、名家詩文以外,在第二次修訂時,也牽涉到一百三十種左右的書。我想,搞唐朝詞彙,最好全部唐朝的書都要讀過,而我現在還差得很遠。這是有目的的博。所以博有兩個步驟:開頭打基礎時爲“小博”;第二步“以約御博”爲“大博”。深和廣不是對立的,而是互相聯繫的。

學基礎知識應有耐心,讀書固然要談功利,但功利觀念不要太窄。讀書貴在“沉潛”,就是要踏踏實實,專心致志。要老老實實、仔仔細細地讀。不要在開始讀的時候就考慮這些可以做什麽論文的問題,要知道做一篇“論文”是容易的,而要做一篇好的論文却不是件易事。我們曾經在報刊上看到過一些論文,其做法是把某人的集子拿來,按內容分門别類,加上“人民性”、“進步性”的標簽,戴之以“愛國主義”、“革命的什麽主義”的帽子,就完成了一篇“論文”。這種論文並不難做,讓不知內情的人看起來,寫的人也似乎就是專家,但我奉勸諸位不要希圖做這樣便宜的專家。

“沉潛”和“高明”也是相聯繫的。從前人講經學,有南學、北學之分,説“南學清通簡要,北學枝葉蕪深”。清通簡要有似乎約,枝葉蕪深有似乎博。但沉潛不是“蕪”,清通也不是“陋”。“以約御博”,這裏的博不是浮、泛,而是對於自己所學有關的各個方面加以深入鑽研。許多東西都是圍繞一點而攻尖的,許多東西是博,圍繞一點是約,深入鑽研就是“沉潛”。青年人往往沉不住氣,急於求成,進取心很鋭,搞不出東西就火熱化爲冰冷。“恨死擲去不回顧”[8],那就前功盡棄,無成功之可言了。不要覺得自己一時還無成就而放棄學習,每天學一點,積累一點,在學習過程中加以思考的工夫,做到去粗取精,去僞存真,一定會有所悟解,那就是化“沉潛”爲“高明”了。“高明”是從“沉潛”出來的,如果一開始就從事於“高明”,那是靠不住的。

我搞變文的字義,《王昭君變文》裏有寫昭君病危時的兩句詩:“五神俱總散,四代的危危”,“四代”二字意義不明,看了幾遍都不懂,只好放着。後來書看得多了,從旁的變文中,我悟出了一條通例:唐代俗文學寫本“大、代、待”通用,“四代”即“四大”,四大就是身體。做這一結論,我所根據的材料是:

《太子成道經》:“地、水、火、風,四大成身。”

《李陵變文》:“陵家歷大(代)爲君將,世世從君爲國征。”

《八相變文》:“三大僧祇願力堅,六波羅蜜行周旋……未向此間來救度,且於何處大基(待機)緣?”

《破魔變文》:“三代(大)僧祇願力堅,六波羅蜜行周圓……以(擬)向此間來救度,且於何處待幾(機)緣?”[9]

《舜子變文》:“是你怨家修倉,須得兩個笠子。大(待)伊怨家上倉,不計是兩個笠,四十個笠子也須燒死。”

《妙法蓮華經講經文》:“衆生大(待)擬出興,未知誰人救拔?”

不知名變文:“白日起[]無飯喫,夜頭擬卧没氈眠。大(待)擬夫妻展脚睡,凍來直[]野鷄盤。”

變文以外,唐崔令欽《教坊記》的“大面”戲,《舊唐書·音樂志》稱爲“代面”。“大面”起於北齊蘭陵王長恭,長恭勇敢善戰,而貌似婦人,自謙不足以威懾敵人,所以刻木爲假面,上陣時戴上。據此,“大面”本來是“代面”,“大”是“代”的同音通用字,是没有疑問的;那末“大”、“代”當然也能互用。

我讀完了九百多頁的《敦煌變文集》,從許多字的應用中,得到啓發,又證之以變文以外的材料,才慢慢地肯定了這些字的意義。雖然發現的東西很微小,得到的結論却是牢固的,通過自己的思維勞動,有本證、旁證,是推不翻的。所以讀不能理解的東西時,一定要反復的讀,並與有關的地方聯繫起來。最怕的是檢來、聽來,不經過自己勞動而來。

運用思考有個標準:“平實”。真正是心得,拿出來是會叫人感到“出人意外”的,但又必定會“入人意中”。這不是什麽戲法、花樣,而是平平實實的東西,只是從平實中方能追求高明。有些學者危言聳聽,標新立異,不顧是否切於事理。只有没有站定脚跟的人會羨慕這樣的人。我們的態度應該是不論怎樣出人意外,都必須入人意中。任何事物都有客觀的是非,我説了“代、大、待”在變文中通用,只不過是還了客觀事物的原來面目。而我反復地讀變文,是我發揮了主觀能動性,以達到主觀和客觀的一致,決不能隨意擺布客觀,主觀地“創造”些什麽出來。要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不要抱着一鳴驚人的思想去做學問,那會使你走到偏路上去的。寧可表現得笨一些,做學問一定要老老實實。

做學問要有人指導,請教老師、首先是接受指導,讀過去學者的著作也是接受指導。對待指導的態度我以爲有個“虚實”關係。“虚”是虚心學習,“實”是實實在在地實踐。我對王念孫、王引之、段玉裁等學者是崇拜的,因爲他們的的確確指導了我們做學問的路。對前人的成績要肯定,以爲一切都要從自己開始,就談不上虚心學習了。不過我們在虚心學習時也不能忘了自己走路,用自己的學習所得來檢查老師講的和學到的東西。首先要虚心,可是不能盲從。佛家有兩句話:“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走路的方法可供參考,路要自己找來走,指導者不能代走路。走路也會走彎路、走小路,還可能會摔跤,但總走了路。走幾步是幾步,多多少少有了自己的心得。

我搞校勘,曾經寫過一些文章,有許多地方説,王念孫、王引之……的説法“非也”。有他們的“非”,當然有我的“是”。這“是”是我在學習他們的基礎上所得到的收穫,我不能推翻他們的成就,他們畢竟在校勘學上開闢了康莊大路,樹立了規模,這不過説明我没有抄他們,而是有選擇、有批判地接受他們的學問,自己有點收穫罷了。

最後我要説,做學問是件快樂的事。陳伯達教授説:做學問要有進地獄那樣的勇氣。這句話,可以體現讀書的刻苦性,但讀書又是件快樂的事,我願意和大家共勉的是“樂業”。做學問總得嘗些苦味,但如果能用些工夫,經過思考,有所領悟,在苦的同時便會做出一些樂趣來。我讀了近三十年書,浪費時間不少,現在也不能説走對了路,但我還是有樂的時候的。因此可以這樣説:地獄旁邊就是天堂,而天堂是要我們自己走過去的。今天我們完成學習任務是應該的,而且是自願的,“樂業”當然也是必然的。

另外,再談兩個具體問題:

一、怎樣掃除文字障礙。文字障礙有兩種:一是一般的障礙,如《古文觀止》中的文字障礙。一是高級的障礙,如《尚書》、《禮記》、元曲等書中的文字障礙。一般的障礙要掃除,方法還是熟讀深思。蘇東坡所謂:“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態度要放謙虚些,不能以大體懂得就滿足。要看得見還有不懂之處,才能真的掃除障礙。《聊齋誌異》裏的一個故事説,有一個人在仙人那裏學會了直走過墻的本領,試給人看,他低着頭奔向墻壁,結果碰了個大疙瘩。如果他奔過去時擡頭看一看,他是不會喫這個虧的。熟讀深思以外,最好讀舊注,舊注能幫助我們懂得使用工具書的方法。我讀大學時,一開始幫助鍾鍾山師整理他的著作《荀子訂補》,我讀完了王先謙的《荀子集解》,我知道了如何去和其他先秦諸子的材料相印證,懂得了使用《太平御覽》、《群書治要》、《意林》、《藝文類聚》等工具書,也懂得了如何運用《説文》、《爾雅》。假如我們去讀一些詩文集的舊注,如仇兆鰲的《杜詩詳注》、王琦的《李太白集輯注》之類,就能知道許多典故,也能從注解中找到運用工具書的方法。譬如説,關於端午的典故,我們可能在這些注解中看見提到元代陳元靚的《歲時廣記》,因而我們可以知道,有關節令的典故可以到《歲時廣記》中去找。

要掃除文字障礙,當然也要使用工具書。從舊注中可以知道哪些工具書;具備一些目録學知識,也可以知道有哪些工具書,知道到哪些地方去找材料。目録學這裏不多談,張之洞的《書目答問》是能給我們初步的目録學知識的。

使用工具書,也不能太信任它,因爲工具書是死的,閲讀中的情況是複雜的。比如“蘇張”,在《辭海》、《辭源》之類的書裏當然解釋作蘇秦、張儀,但鄭珍的《夜起》詩:“蘇張恍惚在人世,但見藻荇仍縱横。”却用的是蘇東坡與張懷民夜遊承天寺的事。這就是辭書中找不到的了。更有一點,工具書常常是輾轉相抄而没有核對原材料的,有時會把書名、字句弄錯,因此,只能當作搜尋、核對材料的綫索,不能當作根據。

二、怎樣記筆記。筆記有幾種:一種是屬於資料性的。其中又有索引性的,看到某些材料要記下它的出處,就記上個某書某篇某頁。有摘録性的,有些難得的材料,非抄下來不可,就整段或整篇的抄;看到某些有用的文章,爲了抓住要點,以免重讀之煩,就可以作提要。提要要選有用的文章,否則是浪費時間的。還有一種是摘録對自己研究專題有關的材料。材料積累得完備了,就可以成爲你的長編,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寫出你的專題著作。一種是屬於質疑性的,把不能解決的問題記録下來,解決這一問題的某些綫索,即使是不完全的,也記下來,以備作進一步的思考,我寫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最後有一篇《變文字義待質録》,匯記不能解釋的字義,一方面作爲繼續思考的備忘,一方面也可以向對此有研究、有興趣的同志請教。事實説明,這是對我有幫助的。一種是心得筆記。這種筆記就應該向夏瞿禪師所説的“小而少”,要把自己真正的心得記下。所謂心得,就是經過自己勞動的獨特見解。當然自己的心得也許在别人是常識,那不要緊,獨特是個人學習過程中的獨特,有了這個獨特,進之不已,又有這一個那一個獨特,就能提高一步了。以上三種,就是讀書筆記的主要內容。

要不要做卡片,這是隨人喜歡的。本子剪開來就是卡片,卡片訂起來就是本子,其中没有多大差別。在許多前輩,他們喜歡以批注代筆記,把心得、資料、質疑寫在有關的書頭或行間,還可以在書中做記號。例如夏瞿禪師批的《漱玉詞》,在一首《殢人嬌》裏圈了這樣四個圈子:

玉瘦香濃,檀深雪散,今年梅又晚。江樓楚館,雲閒水遠,清晝永憑欄,簾低卷。    坐上客來,尊中酒滿,歌聲水流雲斷[10]。南枝可插,更須頻剪,莫直待西樓,聲羌管。

 

 

這四個圈子表明,李清照這首詞的上下片相對應的這四個地方都是用的去聲[11]。有了一套記號,可以很經濟地揭示要點。這些批注和標記,跟讀的書結合得很密切,因而對研究也很便利,這也是一種很好的“筆記”。

再來一個最後,“三十年前好用功”,只是説要充分利用時間,請勿忘記我們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人。

 

 

原文刊於《治學偶得》,浙江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此據杭州大學1995年編印蔣禮鴻教授紀念文集《書魂》(第1826頁)整理録文。原文爲簡體,今改作繁體。原文爲文末注,今改作頁下注;注1811爲原文所有,但注11僅文末有注,文內未標序號,此據內容姑且標於“去聲”之後;注910爲本人所增。

附記:今年是蔣禮鴻先生誕辰一百周年。32627日,《紀念蔣禮鴻先生誕辰100周年暨第九届中古漢語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杭州華北飯店召開。本人有幸與會,承蒙蔣禮鴻先生的公子蔣遂先生贈閲《書魂》,得以拜讀學習其中所載《讀書隅見》一文。雖已時隔半個世紀,今日讀來,却歷久彌新,其中娓娓道來的治學心得,對有志於讀書、做學問的青年學子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故此在徵得蔣遂先生同意後,將此文整理轉載。

                                                        張小艷

                                         201643

    

 

 



[1] 見《武陵春》。

[2] 夏瞿禪師,指夏承燾先生,他的報告即《治學偶得》(浙江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所載“我的治學經驗”一文。

[3] 以上均見《戲爲六絶句》。

[4] 見《春日憶李白》。

[5] 見《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6] 參看清王士禎《論詩絶句》。

[7] 見李白《宣城謝朓樓餞别校書叔雲》。

[8] 借用鄭珍《武陵燒書嘆》語。

[9] 以:原文校作“擬”,黄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校作“未”,與前引《八相變文》用字相合,似更切文意。

[10] 原文脱“共”,而於“聲”字加圈。此據李清照詞及蔣先生所解“上下片對應的這四個字都是用的去聲”而補“共”字並將其加圈。

[11] 參看夏承燾《我的治學經驗》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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